试论战国时期赵国商业的繁荣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赵岩
导师：白国红 研究员
论文摘要：赵国在战国时期的商业是十分繁荣的。货币的大量铸造和流通，庞大商人阶层的积极商业活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及同各国之间贸易的四通八达是赵国商业繁荣的具体表现。在战国时期这个大社会背景下，赵国统治者采用农商并重的经济政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便利的交通和多种多样的经济类型，都是赵国商业繁荣的原因。繁荣的商业对赵国社会各领域都具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赵国 商业 繁荣原因 社会影响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为中原强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后期赵国的经济在“国际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赵国的商业十分繁荣，可作为战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典型代表。那么赵国的商业在战国时期的繁荣情况如何？原因何在？对赵国社会发展有何影响？本文就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一．战国时期赵国商业繁荣的表现
（一）赵国已具有较为完备的货币制造和流通体系
货币的大量铸造和广泛流通是赵国商业繁荣的一大标志。战国时期，赵国已具有了较完善的货币制度。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赵国的货币铸造与其它诸国所铸相比是比较发达的。
赵国的货币中，最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上流通范围最广和数量最多的是青铜货币。考古发现中，赵国青铜货币铸币数量很大。如“1963年4月间，在山西阳高县天桥村发现战国货币
赵国不仅铸造货币数量多，其铸造货币的地方也是最多的，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铸有地名的货币来看，韩国铸造货币的地方只有平阳、屯留、长子、高都、卢氏等；魏国有大梁、安邑、虞等13地；齐国大致只有即墨和莒等；燕国使用的只有襄平布。相比而言，赵国铸造货币的地名多达几十处。形成以邯郸为中心，全国各地分布铸币城市的局面。其中，邯郸的铸币向全国各地流通，而地方铸造的多在本地流通。
为了各地间及同各国之间交流的方便，赵国青铜货币样式多样。其中，布币是赵国最主要的货币形式。这是继承晋国的货币形式。大致分为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三类。正如学者所言：“赵国流行的货币有甘丹（邯郸）、同是、晋阳、大阴、阳邑、祁、蔺、离石、中都、武平、武安、安平、兹氏所铸的尖足布；有晋阳、蔺、离石的圆足布和安阳的方足布”[③]
除布币外，赵国为了适应和邻国之间贸易的往来需要还铸有刀币和圜钱。战国时期，赵国与齐、燕的货币经济关系较密切，所以在赵都邯郸及主要大城市也铸造齐燕流行的刀币。荀况曰“今云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④]荀子是赵国人，可见赵为刀、布并行之国。“赵国刀币主要是邯郸刀，有地名的还有蔺、柏人，以‘化’（货）为单位，重量多在
赵国的货币体系除青铜铸币外，还有黄金。在诸侯割据，征战不休的战国时期，需要一个通行各地的流通货币，而黄金就是可以超越各国国界，通行于各地的货币。黄金在赵国的通行，标志着赵国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表现了赵国商业的发达。据史料记载，黄金在赵国主要流行于上层阶级，如
从以上论述可见，战国时期的赵国已具有较为完善的货币铸造和流通体系。并且，货币被用作流通和贮藏手段，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商业交换的较高发展水平。是赵国商业繁荣的标志之一。
（二）赵国拥有庞大的商人阶层，大商人云集，社会活动活跃
战国时期，赵国商业领域的繁荣的另一个表现，是在赵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商人阶层。商人是从事物资流通与商品交换的一个社会群体。是商业交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商业发达的赵国，商人的社会活动是十分活跃的。
商业阶层可按拥有资本的多寡和经营规模的大小分为大商人、中等商人和小商小贩三类。赵国的大商人比较云集，他们大都以冶铁致富，亦工亦商。如“邯郸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⑧]“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⑨]盐铁这一类产品，作为民众不能自给而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的生活必需品，需要耗资巨大，使用人力众多，但销售市场十分广阔，大商人资本雄厚，有能力投资于冶铁业而可牟取暴利，才使郭纵可与王者的财富一比高下，而卓氏经几代经营，迁蜀后仍能“富至僮千人”，[⑩]郭纵、卓氏这样的大商人为工商合一的商人。
赵国另一名声名显赫的大商人吕不韦则属于商政合一的贵族商人。他虽非赵人，但他的经商活动主要在赵国，故而我们将他放在这里论述。据史料记载吕不韦在邯郸经商“贩贱卖贵，家累千金”[11]见秦孝文王之子异人在赵国做人质，认为“此奇货可居”[12]。把异人作为他跻身政治的跳板，最终位至秦相。有这些富商大贾在赵国的苦心经营，赵国的商品经济必然活跃。
另外，赵国还存在着一大批所谓“贩夫贩妇”的小商小贩，他们虽然资金有限，拥有商品较少，但却也是赵国商人阶层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他们大都以交换自给自足的农副产品和家庭小手工业产品为主。如《史记》中记载魏公子无忌避居赵国时，“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13]“卖浆家”当是以贩卖水为业的小业主。这类小商小贩人数众多，在商品交换中有很大一部分商品是经他们流入消费者手中的。他们虽获利微薄，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正是因为赵国商业的繁荣，才给了私人工商业者宽阔的活动天地，而其积极的活动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又是赵国商业发达的典型例证。
（三）赵国商业城市规模扩大，经济繁荣。赵都邯郸为战国时期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
战国时期，赵国商业的繁荣还表现为工商业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其具体表现为：
1、城市面积扩大。赵都邯郸的城市规模很大，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俗称大北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约
2、人口更多的聚集。人口量的多少在古代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战国时期特别是中期以后，城市人口增加幅度很大。《战国策》曰“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多，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15]邯郸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当时有多少人口已无法确知。但我们可以间接推出。据史料载“临淄之中七万户”，[16]而考古发掘“临淄城由大小两城构成，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17]邯郸城市布局相似于临淄，不亚于其规模，如果按每户五人计，总人口应不亚于三十万人。况且邯郸的城市人口流动性大，除常住人口外，已有四方杂民来居，如吕不韦本为阳翟大贾，却贾于邯郸。人口大量聚集城市，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
3、城市中从事生产活动的手工业者和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的增加。邯郸的大北城就是重要的手工业区，据考古发现在大北城发掘的战国时期的遗址中，有炼铁作坊一处，烧陶作坊五处，石器作坊一处。可见在邯郸，当时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普遍存在了，而城市中商人情况我们上文已有论述。
4、商业城市大量兴起。从出土货币地名统计看，赵国大小城邑不下三十余座。赵国除邯郸外，还兴起许多商业城市。其中蔺、离石两城是赵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赵国重要的铸币城市。赵国著名的铸币城市还有武安、中阳、中都、安平。它们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城市商业繁荣的集中体现。
赵都邯郸作为战国时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18]的“漳、河间一都会”，[19]在战国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推动下，其交换和中转的作用日益突显，商人在此往来穿梭，商品经其流进流出，日益成为战国时期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同当时的临淄、定陶、温、轵等国际性大都市齐名。
（四）赵国同各国间的贸易四通八达
战国时期赵国商业的繁荣不仅表现在赵国内各地间普遍的商品交换，更表现为赵国同各国之间贸易交流的活跃与广泛。《史记》称温、轵一带的商人“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20]另外赵国还同齐国交换盐等物品。赵国手工业发达，其手工产品特别是铁制品和奢侈品都远销各国。
赵国同各国间贸易的发达，我们还可以从考古资料中得到论证。一方面，在赵国的旧境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他国货币。如“在邯郸古城址内台附近曾发现一批燕明刀，”[21]山西原平武彦赵故地出土的364公斤刀币中，有燕明刀1408枚，魏平州尖足小布345枚，平周尖足小布160枚，另有货币类型不清的魏平州布2枚。[22]
另一方面，在其他国旧境内也发现了大量的赵国货币。如“在燕境，北京朝阳门外呼家楼出土的货币中，有标有平阳、安阳、宅阳等地的赵国方足布；有标有武平、武安、晋阳等地的尖足布；还有邯郸刀117件。”[23]更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宁远温阳里及江界吉多里，也发现赵国的货币。”[24]赵国的商业贸易竟远及朝鲜。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货币的大部分是通过商业途径涌入的，作为贸易的媒介，一国所铸的流通于本国的货币有很大一部分在他国流通，可充分说明赵国商业交换超出了人为的政治界限。同其他各国四通八达的贸易，是赵国商业繁荣的又一体现。
战国时期，赵国货币的广泛流通，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华，贸易的扩大都说明当时赵国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商业十分发达。赵国商业如此繁荣除了生产力进步这一根本原因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二、战国时期赵国商业繁荣的原因
（一）赵国商业的繁荣受到战国时期国际背景的影响和国内政策的保证
赵国商业的欣欣向荣同战国时期的时代大背景是不可分的。正如
在战国这个剧烈变革和动荡时期，一些诸侯国的统治者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无法再拘泥于“工商食官”的传统中而放松了对工商业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宽商政策以及各国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促使商品经济迅速扩展。商业规模和商人地位都有明显的提高。这一时期商业的勃兴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赵国作为一大国，为了求得生存并得到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国家富起来。为达到此目的，赵国也同其他国家一样都重视农业发展，但是赵国经济生产并非单一农业模式，而是采取农商并重的多种经济形式复合发展模式。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商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纵览
赵国统治者奉行的农商并重的经济政策，为赵国商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在其重视之下，广大士民纷纷以经商从贾为时尚，从而更加促进了赵国商业的繁荣。
（二）赵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引起商业的成长。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建筑在手工业产品和卷入交换中的农产品之上的。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商业比较繁荣，同赵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不可分的。
赵国的疆域内包括广阔的华北平原，是发展农业的最好地带。从大量考古出土的农具来看，在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铁农具，而且种类很多，这大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且，赵国农业采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掌握积肥施肥的农耕技术，并且采用复种制，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另外，赵国利用内陆湖泽较多的优势兴修水利工程。
铁农具的使用、农耕技术的提高和水利的兴修，使赵国农业迅速发展。一方面是赵国的农产品产量剧增，据《战国策》记载，在苏秦说燕文侯时，赵国粮食储藏以达到“粟支十年”。[26]农民自给自足后可有余粮投入交换的领域。而且地主、官僚为了满足自己欲望，把剥削所得的农副产品也需要通过市场换取大量奢侈品，这就和商业市场有了很多联系。另一方面，农业的发展还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农民除粮食、布匹外，农具和若干使用物品都需要向市场购置。商业经济的比重一天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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