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
（随感录之30）
所谓学问，我以为既要学，又要问，学中问，问中学，老古话讲得好：“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学问”。修学过程总是由浅入深，由简而繁，越学会觉得越艰涩，但当达到较高造诣时，却又开始由晦而明，由繁而简，且能执简驭繁，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了。
如果可以把学问简单而通俗地理解为知识的话，那么古代的，今天的，中国的，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宗教等都是学问，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还涌现出很多新兴的前沿的学科，简直是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学问累积的载体也由单一的纸质发展到广播、电视、光碟和网络，恐怕再伟大的天才穷其一生也只能取其一鳞半爪，只能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罢了，所谓全才、通才是没有的。
尽管在学问上获得成就的人并不多，但每个人都具有相对成功的可能，关键在于治学是否虔诚。“诚则明”的浅义应该是，当你奋生命之力把全部热情、心智、注意力丝毫不分散地投入你专注的学问，把精力集中到一个焦点，在那里就会绽放出智慧的花朵，迸射出生命的光华。然而，现代人和古代人不一样了，我们处在消费时代，实际上就是欲望化时代，如今在物质上、精神上有多少光怪陆离、新鲜时髦的诱惑呵！潜心做学问的人确实不多了，所以我们不妨接触一点宗教，佛说：“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古代贤人有句偈语：“学道如钻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现，归家始到头。”这就告诫我们，如果不能集中心力全心全意地做学问，搞创作，只靠一点小聪明浅尝辄止，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没有性灵只有两条腿的活动书架而已。当然也有人只靠掉书袋子写点枯涩的文字，拙于形象思维的描写、叙述和抒情，终难在文学上大成。不过当学者或当作家要因人而异，扬长避短，做好自我设计，量力而行，但不管干什么，有点学问总不是坏事。只有把热情、心力都倾注在学问或创作上，才会有“学者学此乐，乐者乐此学”的欣喜，才会以学为乐，废寝忘食，无忧无虑，乐此不疲；倘若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厌烦心理做学问，学问于你而言便是一种精神惩罚和时光浪费，到头来，除了思想僵化而外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只有使知、情、意与学问融合为一，才能完成理性的人格化，学问的性格化，也就是把情感融入理智，让理智融入意志，使热情成为智慧。
听一位高僧垂教，学问要做到“执简驭繁”，思想能成为人格的内涵，实在太难了，但这还不是做学问的极至，最高境界应该是简而又简，以至于无：无一理寓心，无一事萦怀。这才说明你学的东西已彻底消化，完全吸收，然后才能不思而中，不虑而得，不谋而成，才好无为而为，为而无为，才会“从心所欲不逾矩”，才堪称“极高明而道中庸”。呜呼，真学问原来如此，我晕！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很著名的几乎是人所共知的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这已成为无数人治学和创作的灯烛。其实作家并不等同于学者，作家的创作靠生活积累、灵感激发、文字表达大体就可以了，学者笃治的学问却是另一番风霜甘苦，你可能是个作家但未必是学问家，反之亦然。当然，学者型的作家也不是没有，清代的曹雪芹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位，他写的《石头记》（《红楼梦》）就包涵了宗教、诗词、联句、音乐、戏剧、园林、建筑、服饰、古董、收藏、医药、美食、烹调等多方面的知识，有红学家把他誉为杂学成才的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者型作家也不乏其人，写《边城》的小说家沈从文后来成了服饰专家，写《围城》的小说家钱钟书以《管锥篇》显现出深厚的国学功力，散文大家季羡林在国学、印度学上都有非凡的造诣。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鲁迅、郭沫若等几位都是既能创作又能登上大学讲堂执教的大师级人物，他们不仅见长于驾驭多种文体的创作，还能在文学理论、文艺评论方面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延安和建国以后走上文坛的老一辈作家不少人仅粗通文墨，文学准备并不充分，是单靠生活积累就匆忙上阵的，不能苛求他们成为学者型作家。改革开放30年来现身文坛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多数文化程度较高，相对而言起点也比较高，尤其是“80后”，代表着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
知无尽，学也无尽。我当始终谨记古人教诲，活到老，学到老，能者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向一切可学之人虚心学习。（1788字）
200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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