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鬼魅控制下的生活世界
——评毕飞宇的长篇新作《平原》
上海大学文学院 王长国
【摘要】
“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如意？” 毕飞宇在其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中，对上个世纪的权力意志、“人在人上”和政治浸淫日常生活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的精神创伤，表现出了深切的忧伤和无限的困惑。这部小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作品中时时左右人物命运的意识形态——政治鬼魅控制下人物的总体疯癫状态；出身不好却“心比天高”的必然宿命；不能逃离现实时的精神恍惚并转而对政治化身的强暴与乞求……，所有这些都隐喻了当时语境下苦闷无聊的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和残酷的现实人生，也侧面回答了“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如意”这个悲悯的疑问。
【关键词】政治 疯癫 死亡 逃离
我答应过自己，起码要为上世纪70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实了许多。我一直想弄明白，人应当是怎样的。很遗憾，我没有找到答案。因而，这本书反而有了一个强劲的推动力——有时候，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如意？——毕飞宇[①]
这是刻印在毕飞宇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封底的一段话。像这样的写作感言通常是以普通文字出现在文首的，可《平原》偏偏以非常独特的阴文“凿印”在其文本封底。笔者认为，作者这么做的用意在于表明这是他多么刻骨铭心的肺腑之言。
上世纪70年代虽然在人们的记忆里已经淡化成了一段依稀仿佛的历史，可在毕飞宇的心里却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对那个时代的权力意志、“人在人上”和政治浸淫日常生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精神创伤，毕飞宇深感忧心和困惑。他说，“中国的历史有一个特点，每一次狂欢过后，总有两个人要被揪出来买单，一是农民，二是妇女。这几年我所描述的对象正是农民和妇女，那样的调子是必然的。”2003年出版的《玉米》写了妇女，2005年的《平原》写了农民，尽管他思索的答案在《玉米》和《平原》问世之后仍然尚未完全找到，但他的思考却有了深入下去的迹象，因而，毕飞宇甚感宽慰，“踏实了许多”。
如果说《玉米》表现了“人在人上”的权力追逐意识的话，那么，《平原》则更加形象地诠释了权力意志、政治的日常生活化带来的种种不幸和精神奴役创伤。
《平原》展现的是文革期间的一个平原地带——苏北大地王家庄的事。它摹写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贫下中农端方一家、地主分子三丫一家、赤脚医生兴隆一家、大队书记吴蔓玲、南京知青“混世魔王”、右派分子
这种经验和知识始终反映在乡村背景上，作者有他的认识，他曾坦言，“我对乡土，更多的是借用来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拷问人性的场所。”
在《平原》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类诗意栖居之所：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②]
王家庄的人们在这“到处洋溢刺眼金光”的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在寒来暑往、春耕秋收、生生息息、年年岁岁的日子里，和谐而安详地与大自然共处着、生活着。然而，谁能知道，这种表面和谐安详、欢声笑语的生活里却隐藏着出身成分、政治帽子、身份等级等人为的精神枷锁，这些无形的枷锁使得那些本可闲适安居的人们最终不得不遭遇疯癫、死亡、逃离等残酷命运。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人们曾背负过怎样的意识形态的重压、陷于怎样的诡谲的宿命、发出怎样不堪重负的呻吟？
一、政治鬼魅之手
尽管从这篇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一般的文学作品在描写文革十年历史时所常见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轰轰烈烈的大游行和群情激愤的政治大狂欢，但《平原》这个长篇正如它的篇名那样，于平常、平淡中原原本本地向我们展示那段在一个平凡的平原地带小王庄所发生的平凡的事，从作品描写的种种客观现状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人物的命运：端方理想的幻灭，三丫的死，吴蔓玲的疯，混世魔王的走……无一不是在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下发生的，这就是当时人们置身于其中无形的政治大手，也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从一个时代不同的客观现状中重建时代精神，从这一时代的宗教直到它的衣装服饰。我们从客观事物的后面寻找整体性的东西，用这种时代精神去解释所有的事实。”[③]《平原》正是用鬼魅政治这种时代精神统领了所有人物的命运，从而具象地解释了由此带来的各种客观事实。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人的生活无一不是围绕政治这个轴心，无论其是否懂得政治，也无论其有否文化，总之，政治就是生活，政治就是一切。这也是吴蔓玲为什么对政治那么孜孜以求，对洪支书的那句不经意的“前途无量”那么看重，甚至就连她的看家犬也被她命名为“无量”；也难怪“一个大字都不识”的许半仙开口闭口也满是政治词汇，在向吴支书揭露几个深夜偷偷念经颂佛的“坏分子”时，她义愤填膺、慷慨陈辞：
许半仙说，这六个人狼狈不堪为奸，专门从事封建，他们不正之风。许半仙说，偷偷摸摸，下半夜，不让旁人知道。群众的眼睛雪亮、雪亮、雪雪亮，跟踪追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无产阶级专政下打过长江继续革命。他们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新动向纲举目张，许多隐藏一抓就灵。[④]
从“跟踪追击”、“主义”、“思想”、“专政”、“革命”、“纲举目张”、“胜利”等词汇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活脱脱的一个从政治大染缸里爬出来的满身斑驳的人。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尚且能把政治术语咂巴得如此的近乎狂欢，更何况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被政治抛弃的知识分子，
死有余辜，死有余辜！
在文革话语建构起来的人的思维向度中，人即便犯了思想错误，忏悔的方式也是经由政治语汇这个途径。因为在那个“政治是生命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年代，“社会生活中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恋爱、婚姻、家庭、痛苦、烦恼、挫折、疾病、失眠、做梦）全都纳入它的术语库中；政治话语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人所能经验到的幻想的或现实的所有领域。每个人都异常自觉地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想问题；无论什么事，只要未提到这个高度就算认识不深。”[⑥]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情节来想象“政治”、“集体”等概念在当时寻常百姓心目中的份量：当
那个年代的毛主席语录成了家常便饭。作为一介书生，
二、疯癫——重压下的存在
在这无形的鬼魅之手的控制下，人物一个个中魔似的发疯。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曾经在深入法国历史与文化话语研究后，深刻揭示过疯癫的精神根源与社会肌理的关系，他说，“除非使用隐喻或诙谐手法，我不认为我们的社会患了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或偏执狂。如果您非要逼我，我可能会说我们的社会确实得了一种怪病，非常反常的病，直到目前还未为它找到恰当的名称。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有一种奇怪的症状，它能够引发精神病，就这样。”[⑦]
《平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作品中人物的总体疯癫状态，表现了当时的政治语境对人的精神造成的创伤，其中最摄人心魄的恐怕还是老鱼叉。老鱼叉在作品中虽算不上一个主要角色，但他的癫狂状态持续最久，一直伴随他最终死于非命也挥之不去。
老鱼叉曾在土改运动中密报王二虎做过“汉奸”，结果王二虎当天夜里就被小分队摁在被窝里，嘴里塞了一块抹布，五花大绑，拉到了土地庙的门前，一拉过来就用铡刀铡了。“王二虎的脑袋在地上滚了四五个圈，最后被一块砖头挡住了。还皱着眉头，咂嘴”。从王二虎的脑袋顽强地在地上“滚了四五个圈”、“皱着眉头”、“咂嘴”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王二虎对被不容分说地“铡了”，显然是不满、有冤屈的，这也为日后老鱼叉的心里总是闹鬼埋下了伏笔。
除奸小分队仅仅听说其是“汉奸”，就将他“摁在被窝里，嘴里塞了一块抹布，五花大绑”地铡了。然而，正如老鱼叉后来的内心独白所言，“王二虎这个人，人倒是不坏，就是太有钱，太活络，胆太大，什么生意都敢做”。王二虎被“除奸”斩首后，所属房产甚至老婆全部充公，最后都归了老鱼叉。老鱼叉除了“密报”，无任何劳动付出就轻飘飘地获得了别人付出生命代价做生意挣来的这一切，难怪他想来想去都觉得不敢相信，“他软软地捶着床板，对着新娘子的两只奶子万分委屈地说：‘个天杀的，我可没积什么德，我老鱼叉怎么也有今天哪！’”
老鱼叉在非常意识形态下的“密报”、不劳而获使他后来总有负疚感，这种感觉最终直接导致了他大脑中总是出现王二虎找他算账的虚幻形象。“当一个人想到自己不久要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害怕缠住他。关于地狱的种种传说，以及在阳世作恶，死了到阴间要受报应的故事，以前听了当作无稽之谈，现在想起来开始感到不安了——说不定这些都是真的呢！不管是因为年老体弱，还是因为想到自己一步步逼近另一个世界了，他把这些情景都看得更加清楚了，满腹恐惧和疑虑。他开始扪心自问，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害过什么人？如果他发现自己这一辈子造孽不少，夜里常常会像小孩一样从梦中吓醒，无限恐怖。”[⑧]
难怪老鱼叉深更半夜的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人，“躲在床底下，躲在箱子里，躲在墙缝里，躲在屋梁上，躲在箩筐里，躲在锅里、碗里，躲在鞋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屁眼里。”总之，王二虎的冤魂无处不在，已经深入到老鱼叉的骨髓，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到处寻找、挖掘，直至家前屋后、里里外外到处被挖得坑坑洼洼，一片狼藉。
老鱼叉最后在精神异常的状态下爬上屋顶清除大瓦房上的瓦花、燃香、磕头、无比珍惜地抚摸那些瓦。“摸过了，老鱼叉在屋顶上站起了身子，沿着屋脊，在往西走。一直走到头。”这些行为似乎隐含某种仪式，具有非同寻常的告别意义。当老鱼叉挺起肚子，大声喊“干净了！干净了！干净了！”这一生中最后三句话、九个字时，他似乎从心理上觉得他这一生已经自欺欺人的“干净了”，因而“直挺挺的，脑袋朝下，一头栽了下来”，成为小说中所有疯癫者中结局最为悲惨的一个。
如果说老鱼叉的疯癫是非常意识形态下过于荒谬的政治行动导致的历史负罪感所致，那么，现实中的
“马克思主义的传道士”
当人们试图摁住佩全时，他一边挣扎一边尖叫：“我背不出！我不背！我就是背不出！！我就是不背！！”佩全的举动完全是政治语境和政治术语的直接压迫所致。
本篇中最重要的主人公端方大多数时候都处在寻觅与迷失、希望与幻灭、奋起与跌落之间，内心的各种痛楚与挣扎的张力有时使他突然陷入疯癫状态，特别是他所爱的人三丫的骤然离世使他平静的外表下不得不强压着内潜的狂澜巨浪。这种压抑直接导致了他要挖出三丫的尸体看看究竟长得什么样的癫狂想法：
为了弄清三丫的长相，端方差不多走火入魔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出现了，他要把三丫的坟墓刨开来，打开她的棺材，好好看一看。这一回端方没有犹豫，他在家里头熬到了黄昏，从房门的背后拿出大锹，扛在肩膀上，出去了。不能等天黑的，天黑了，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⑨]
并不是端方真的不清楚三丫的长相了，而是因为他们刚刚相爱不久，还没有来得及彼此深入对方的心灵，没来得及细细品味爱情的甜蜜，就各自生死两茫茫了。
吴蔓玲是一个去身体、去性的政治动物，她因追逐政治上的“前途无量”而忘却了自己的女性的身体存在，成了一个铮铮男将。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她非常尴尬，也可以说内心非常矛盾、痛苦——一方面，当听说端方、三丫在恋爱时，自己也不觉春潮涌动，渴望起了爱情；另一方面，因为自己长期投身于政治而完全没有顾及过自己女性的身体存在，使得自己外表上几乎失去了女性特征，加之处于王家庄政治风头浪尖上的特殊的、令人敬畏的身份，有谁敢接近她甚至想入非非娶她为妻呢？因此，吴蔓玲想爱又不能放开去爱，更不用说能得到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爱了。她政治上鸿运高照，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精神代价；她置身于时代中心，却又飘荡于心灵沙漠。这就是吴蔓玲的内心矛盾、痛苦根源之所在，这种内心纠缠的结一直未能解开，直至最后导致她的个人悲剧：精神失常。吴蔓玲的精神失常归因于她完全倾心于政治怠慢了自己内在的精神需求而造成的内心压抑的结果，是政治对人造成的异化。
由于一心扑在王家庄的政治工作上，吴蔓玲就连吃饭也像打仗一样，哪能顾及到自己的形象！我们不妨看看她的吃相：
吴蔓玲一手捧着大海碗，一手拿着筷子，在大海碗里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四处出击，四面开花，一边吃，一边转。满满尖尖的大海碗，三下五除二，一转眼就被吴蔓玲消灭了。而吃完了过后，吴蔓玲并不急于回到西厢房，而是撑着自己的大腿，站起来，打两个饱嗝，再把右手握成空拳头，跷出小拇指，剔剔牙。[⑩]
“大海碗”盛饭、“歼灭战”式的速度吃饭、“撑着大腿”起来、吃完后“打饱嗝”并“跷出小拇指剔牙”，这哪像一个讲究淑女形象的文明国度的青春女子！要知道，这些举止是发生在一个尚未品尝爱情甜蜜的妙龄女子身上。难怪这样的女人唤不起端方这样小伙子的爱情。
当吴蔓玲无意当中看到镜中的自己时，她的那种难以置信、屈辱和愤懑的神情是这样跃然纸上的：
镜子里有一个人，把整个镜匾都占满了，吴蔓玲以为是金龙家的，就看了一下旁边，打算叫她让一让。可是，吴蔓玲的身边没有人，只有她自己。回过头来，对着镜子一定神，没错，是自己。但是，吴蔓玲不相信，重新确认了一回。这一回确定了，是自己，千真万确了。吴蔓玲再也没有料到自己居然变成了这种样子，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讨债来了。是什么时候变成这种样子的？哪一天？吴蔓玲的心口当即就凉了，拉下了脸来。[11]
当看到镜中“拉挂又邋遢”的自己时，吴蔓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是以为是别人，继而在确认之后，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因而“心口当即就凉了”。连自己对自己心都凉了，还能指望别人对自己有什么好感呢？这就是政治鬼魅之使然，也是吴蔓玲最终悲剧命运根源之所在。扭曲了人性、疯了的吴蔓玲因而只能在幻觉里追逐爱情，“逮住端方”。
三、死亡——偶然中的必然
端方是作者着意刻画的理想人物，他才貌双全、智勇兼备：高中毕业（那个年代农村的最高学历），在劳动的过程中表现出力和肌体的美，在力的角逐中显现出壮，在“指挥”小弟兄们打败高家庄“狗娘养的”那一仗方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未费“一枪一弹”就把那帮小崽子们追得落荒而逃，纷纷掉落拆掉木板的桥下，轻松而快意！然而，青春年少的他却对结过婚的娘儿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队长剥得一丝不挂、寻队长开心之举感到少女般的羞涩，这更加映衬托了这个少年的心地美好、众里难寻。可这么个优秀青年刚刚绽放的爱情之花很快就枯萎了。扼杀端方爱情的不是别的，正是鬼魅政治：
一方面，端方的母亲沈翠珍考虑到三丫家的地主出生，成分不好，和她家的贫农出身不能门当户对而激烈反对这门亲事，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承认，三丫的母亲孔素贞“说话办事向来都讲究板眼，又识字，是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虽说成分不好，村子里的人对她还是敬重的”，从而使她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好人，好人哪。要不是成分不好，这样的亲家母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有其母必有其女，由对立“敌方”这样的心理活动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三丫的个人素质并不是阻碍这门婚事的原因，真正的阻碍实际上只是当时人为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讲究出生的年代里，一个人的出生就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出身好，“根正苗红”，无论是参军、入党、提干，还是生产队里的工种分工、粮食分配，甚至婚嫁迎娶都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相反地，出身不好，一辈子都会倒霉，在各种公共活动中好处全无，甚或遭致贬损，更有甚者还会常常遭到批斗、毒打等暴刑。难怪沈翠珍要在内心大声疾呼：
端方你糊涂哇，就算你想偷个腥，解个馋，你也不能碰三丫啊。公狗上母狗的身还知道先闻一闻呢，三丫你能碰吗？啊，躲都来不及。那是个毒蘑菇，是个瘟神，碰上她你要倒八辈子的霉，能碰吗？[12]
沈翠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右派
另一方面，三丫的母亲孔素贞也对女儿不顾现实感到痛心，同时也对女儿不得不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感到无限同情、爱莫能助：
三丫呀，你心比天高，也不怕闪了脖子？心比天高不要紧，你不能身为下贱；身为下贱也不要紧，你就不能心比天高。两头都摊上，三丫，你的活路就掐死了。这么一想孔素贞的心就沉到了醋缸底，有了说不出的酸。千不该，万不该，她三丫不该生在这样的家里。苦了这孩子了。[13]
三丫没有像母亲考虑那么多，她要竭力找出母亲要求她“不要和端方好”的理由：
“为什么？端方哪里不好？”
孔素贞说：“端方好。”
“哪为什么？”
……孔素贞伸出一只指头，说：“三丫，听我说。自打我嫁到王家庄的那一天起，这条河就在这里了。河里的浪天天在往岸上爬，我没看见一条浪爬到岸上来。你问我为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端方在岸上，你在水里！知道吗，你在水里！”[14]
然而，爱情的伟大就在于它不受任何所谓理性的说服和阻碍，隆隆向前，势不可挡。尽管三丫终于懂得了母亲的一片苦心，但她依然固执己见，拼了命地往“岸上”爬。结果可想而知，正如母亲所告诫的那样，成分不好就休要心比天高，否则两者都摊上就只有死路一条。虽然三丫最后的死是因为医生错把自制汽水当生理盐水输到了她的体内，但这种死亡偶然中蕴蓄着必然，即出身不好却“心比天高”的必然宿命。政治意识形态迫使地主的后代不能与贫农的后代牵手，从而导致悲剧。三丫是讲究成分的政治思维的牺牲品。
另外，小说中王二虎因激烈的政治运动而被斩首、老鱼叉因坐享政治运动的成果备受良心折磨而死亡等，都是非常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直接所致。
四、逃离——走不出的王家庄
从《地球上的王家庄》到《玉米》、《平原》，萦绕我们脑际的仿佛是一出又一出的西西弗斯神话般的隐喻——那些向往外面世界的年轻人不断地想要走出去，然而，走不出的王家庄就像是个宿命的魔窟，不断吞噬着他们的梦想、激情甚至生命。虽然不免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仍然在不断地挣扎着。
在《平原》中，好端端的一个热血青年因一次又一次失去进城的机会而变得玩世不恭，成了众人眼里的“混世魔王”，后来有了参军走出王家庄的希望，他陡然间换了个人似的，“一上工就表现出了全新的气象，手脚勤快还在其次，主要是嘴巴勤快了，整个人都变得客客气气的，三姨娘六舅母地招呼个不歇”，甚至当村民问他“现在怎么这么客气”时他也不惜咒自己“我过去吃屎了”。然而当希望似乎遥遥无期时，他又从热血沸腾变得麻木愚钝，每天都躺在大仓库自己的破铺上，沉湎于呜咽的口琴声中。他只能在虚妄的想象中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右手，挺出大拇指和食指，对着灯心做瞄准和扣动扳机的动作。由于走出去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此时的他内心痛苦和麻木的程度已经无以复加，以至于一反常态地把自己的食指送到灯心上去烧，甚至在烧出了烤肉的香味还“坚忍不拔”！
尽管混世魔王最终通过及其卑劣的强奸手段，迫使吴蔓玲送瘟神似的让他离开了王家庄当兵去了，但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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